每当元宵节到来的时候，我总能想起我的爷爷，如果爷爷还活着的话，那么今年的元宵节，正是他103岁的生日。然而，爷爷早已经离去了，他没有挺过三年灾害的劫难。

爷爷去世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，他只知道在几千里之外的北方，他有了一个孙子。几代单传的爷爷有了第一个孙子，其心情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，爸爸说，爷爷曾经写了一封心情十分喜悦的回信，但是直到爷爷去世，也没能看到我一眼。

我只是从妈妈的口中听说过爷爷，爷爷从小就成了孤儿，先给人当学徒，光管吃饭白干活。学成以后掌柜的给了他几锭银子自己做买卖，小买卖越做越大，那时候闹土匪，钱多了不敢放在口袋里，他就买地。买到解放，他给自己挣了一个地主成份。

妈妈说爷爷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，平日里省吃俭用，常常自己舍不得吃点好的，但对家里雇佣的长工鱼肉相待。这同我在小学课本里学到的半夜鸡叫的故事，情形大不相同。这不怪我妈妈，她不识字，没有受过组织足够的教育，所以不懂得善良的地主是笑面虎的道理，她只相信她的眼睛看到的。马克思便很有文化，他通过大量的调查，发现剥削阶级不是通过以权谋私，而是通过剩余价值——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来剥削人民的。马克思的重大发现，没有列入世界的几大发现之一，也没有因此获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金，确实是世界有了人类以来，发生的最大冤案。

俺没见过爷爷，没喝过一碗他通过剥削别人榨取的粥，但爷爷是地主，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使我从小便受尽了歧视和欺凌。因为别的小孩管我叫小地主，我不知道多少次和人打架打地头破血流。入团的时候，由于我在各个方面表现优秀，第一个被审查，而直到全年级团员多得如牛毛一般，才被正式批准。入党审查的时候，我才从一位领导那里得知，我的档案里，竟然放着我入团时的一份政审外调材料，是一份关于爸爸在三年灾害时期，由于给爷爷邮去了粮票而被定为没有划清阶级界限，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是爸爸在三年灾害时期怕爷爷饿死，给爷爷寄去了二十斤粮票，影响了我的“进步”。

爷爷最终还是没有挺过1960年，他去世的时候才50多岁。检讨起他一生的悲剧，就是当年挣了钱不该买地！解放后，那个“土匪头”当了县里的书记，他才恍然大悟，抢钱的根本就不是土匪！如果当初他不买地，把钱让人家抢了去，自己成了贫农，解放以后还能混个支援革命的好名声，而他却买了地，即使买了地，除了给自己和后代背上了一个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，也没有保护住自己的财产，最后还是落了个一贫如洗，在饥饿与孤独中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。

近些年流行这个大院那个大院的连续剧，使我对爷爷的失误又有了新的认识。爷爷的错误，是只想做一个老实本分种地的农民，假如不买那些地种，改成行商或者办企业，不就成了资本家了么！资本家多好啊，他们比地主剥削别人剥削的多，大院里花天酒地，老妈子伺候着，解放后却是革命团结的对象，即使公私合营，最后企业也被人吞了，但毕竟还能留下几块银元，甚至混进政协，被领导人接见什么的。总比连公私合营资格都不够，被残酷镇压的地主强得多了。

不过我也能理解爷爷，他毕竟不是一个革命者，没那么高的觉悟，他怎么能理解，无产阶级的专政，竟然会团结资产阶级，而主要是专政地主阶级，这对他来说，就好比猫本来应该咬老鼠，却团结老鼠而咬死了兔子，这是他不可能想到的。

爷爷生不逢时，他不该在旧社会发财。如今改革开放了，有人发了财，也是同样雇人种地，甚至鱼肉乡里，欺男霸女，却没人说他们是地主，而称他们为富裕起来的农民。多少人成了资本家，也是靠赚取剩余价值发财，甚至勾结权贵，残酷压榨工人，手段更为恶劣，但却被尊为企业家，可以理直气壮地进入先锋队的行列。他们可以进人大，可以进政协，可以代表广大平民制订政策，还可以代表消费者参加形形色色的听证会，他们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。

老一辈的地主，牺牲了自己的财产，却调动了广大农民由于分得土地而产生的革命积极性，正是这股激情，使得无数支边的小车，推过了长江，建立了一个由领导们掌控国家财富的体制。农民还是农民，他们揣着一本不得跨越栅栏的农业户口，依然耕种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，工人还是工人，他们只在需要打倒走资派的非常时期，在领导上层建筑的岗位上热乎了一下屁股，便又回到了城市生活的最底层。警察依然象过去电影里演的伪警察一样，可以推翻路边的小摊儿，当官的依然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当然，随着历史的进步，如今的领导还是比过去当官儿的“开明”得多，过去当官儿的娶姨太太为己有，破坏了男女的平衡，搞的光棍儿居多，现在的干部换成了养情妇，即可以把女人当成自己的姨太太用，又可以同时做别人的老婆。

当年的地主，经过这麽多年的磨难，恐怕活下来的不多了。如今活得十分滋润的那群人，应该为他们建一座纪念碑，碑文写着：不分了他们的田，就没有我们如此幸福的生活！